最里面的同心圆由英国殖民地组成。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而在今年7月股灾之后的文章《驱散股灾阴霾的三步走战略》中，笔者也明确表示，危机暴露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正如上文所提，此次股灾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三会之间内部信息交流不畅，目标存在差异的局面。第三，金融危机后，国际经验显示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地位增强，监管职能大大提高。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当时次贷产品横跨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产品设计，监管落后恰恰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所谓减负，则是应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协调推进改革，过度承担改革与发展之责是央行不可承受之重。汇率市场化方面，央行完成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
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利率市场化方面，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等等。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长减速，实体经济融资困难，流动性陷阱风险上升。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中国的经济崛起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而冲击必然遭致反弹。另外，现有金融体系也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要，单以亚洲国家为例，为了维持现有经济增长率，亚洲各国在2010至2020年间需要8万亿（年均8千亿）美元的投资，而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内的主流金融机构只能每年提供2百亿美元贷款。结语 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是消除全球范围内南北对立和贫富差距的客观需要，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崛起都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契机。
特别是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提议建立基于钉住汇率制的国际协调体系，如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8年9月声称我们必须重建金融秩序，就像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一样。第一，中国需要处理中国自身、中国建立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存问题。
日本主导的ADB曾经探讨过处理世界银行和区域银行关系的问题，其报告建议，世界银行应着眼于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和推进全球性议题，而区域银行致力推进亚洲各国就公共服务达成协议，同时支持东盟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清迈协议的落实。金砖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此外各国还同意建立独立于金砖银行、不需立即支付（仅在实际需要且满足条件时兑现）的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在2009年生效的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中，中国的特别提款权为69亿SDR（特别提款权单位），而美国则高达353亿，此外中国提款权也低于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均在100亿以上）。商务部于2015年1月表示，如果考虑我国企业境外直接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方投资，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同时，由于各国实行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争相贬值以促进出口，导致国际金融环境整体恶化，各国经济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屡屡发生大规模罢工。2013年3月和2014年1月，国会两次否决改革方案，因为改革方案迫使美国向IMF加大投入以保持份额，而国会拒绝注资。其次，不同人士对透明公开没有统一的标准，在诸多关于透明化的要求中，中国更需要注意的不是无端指责，而是成员国和潜在客户的要求。对于上合组织内的能源出口国，区域内银行也是平抑价格波动风险的工具。
《金融时报》一篇社评不无嘲讽意味地指出，中国应了解世界银行、IMF与ADB等机构将贷款绑定附加条款是不无道理的。2008年7月，中国银行三定方案增设汇率司，负责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现有体系外的新机构首先是对现有机构功能上的补充，同时也与现有机构形成良性竞争，更好地向各个国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各国贫富、经济实力和资源差距较大，部分国家相关法律尚不完备，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筹建依然任重道远，而且中国需要处理上合银行与金砖银行重叠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行业也在进行改革，以促进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流通自由。2000年以来，有关进行国际协调的呼吁又逐渐浮出水面。此外，IMF改革还被国会议员与乌克兰援助等近期政治议题捆绑。国际组织援助需要经过成员国间的磋商协调才能落实，而随着时间推移，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等机构也将与有需求的国家展开相关的援助业务。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日本和欧洲）下降，而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面对新兴市场的金融需求，国际金融体系显得准备不足。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有经济上的天然互补性，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在新世纪以来也显著提升，各国都有使用区域内货币为结算货币、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需求。变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 国际金融体系需要的变革来自两方面：首先是直观的、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对金融活动的跨国协调和监管。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社会未能形成稳定有效的汇率机制，缺乏协调的弊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中体现出来。第二，金融活动的基础依然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
事实上，这些中国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视公开透明，例如亚投行的指导方针即为专业、透明、环保（Lean, Clean, Green），由专业的理事会、董事会和总部构成，其运营远非由中国一家独大或暗箱操作。金融领域的特点在于它是少数人操纵的、不可观测的行为（Unobservable Behavior），相关知识高度专业化，不少争取利益的做法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掌握。
在国内经济转型的重大关头，金融领域决策者尤其需要虚心谨慎，稳健地深入金融改革并推进一带一路的相关布局。2007至2008年发源于美国、随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的崛起，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冲击。第三，中国需要吸取国际先进做法和规范，这既有利于保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利益，也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金融改革建议。面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主流国际金融体系试图在体系内进行改良，如2009年由20国集团于伦敦峰会上决议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期认缴500亿美元。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中国能够从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获益。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诉求和行动 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多重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面对昔日英国、美国遭遇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即短期国内经济利益与长期国际利益的冲突。
东盟互换协议（ASA）即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代表，在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后，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IMF于2015年4月表明已收到中国关于将人民币列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申请，IMF总裁拉加德对中国促进人民币自由使用的政策努力给予肯定。
亚投行就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圈子里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吸纳英、法等国加入，中国在与其他成员讨论章程制度时能够更好地参照当前金融体系的范例。一个典型例子是前述IMF投票权改革，虽然改革方案早在2010年已经被提出，但该机构章程需要85%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家就占有16.5%的投票权，因此该改革必须经过美国同意。对资本活动的协调监管，与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活动组成金融变革的两极。但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学习国际金融运作模式，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同时做好自身经济建设，塑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就水到渠成。
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愿意加入亚投行，本身就表明它们自信能够参与建立足够透明公开的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从确定意向、成立到试运营期间始终受到美、日等国以透明度为主要理由的质疑，同时部分鹰派人士认为此举是挑战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IMF和世界银行之外另立门户。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升，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际清偿货币）之一，在部分区域甚至成为主导货币。基于此类恶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金融活动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包括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adjustable pegged exchange rate），以及限制国际资本操纵债券市场。
以IMF为例，其投票权包括平等分配的成员身份投票权和由出资份额（特别提款权）决定的份额投票权。国际金融体系指代世界各国间签订的一系列旨在促进贸易、跨国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跨国流通的条约、协定和制度框架，它是国家间经济活动的基石。
